傅雷（1908年——1966年），中国著名翻译家、作家、文艺评论家。 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，归国后，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，其中包括巴尔扎克、罗曼·罗兰、伏尔泰等名家著作。
我们当代人对他的了解，主要从他写给儿子的信，也就是《傅雷家书》，这本书畅销30多年，被教育部门列为中学生必读书目。
傅雷4岁时，父亲就去世了，母亲为了能让他有出息，管教非常严格，这对傅雷的性格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他当了父亲后，不自觉地对孩子严加管教，加上暴躁的脾气，时常打骂孩子。
他儿子傅聪曾回忆说：“在五岁那年，父亲在吃花生米，我在写字，不知为什么，他发火了。一个不高兴，拿起盘子就摔了过来，一下打中我，立即血流如注，给送到医院里去。”
傅聪学钢琴，每天都要练几个小时。有一次想偷懒，他一边练琴，一边看《水浒传》。忽然，背后有人大喝一声，就像《水浒传》里李逵的声音，傅聪转过头一看，父亲两眼喷着怒火正瞪着自己，这次被打个半死。傅雷打孩子有个特点，越哭打得越凶，直到不哭才停手。
随着年龄的增大，傅雷脾气变得更平和，他感觉到棍棒教育很不好。《傅雷家书》的第一封信里，傅雷向傅聪表示忏悔，写道：“孩子，我虐待了你，我永远对不起你，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！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，只是不敢向你妈妈说。”
第二天，傅雷继续在信中说：“可怜的孩子，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那么相似呢？我也知道，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；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；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，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。”
1954年，傅聪出国，去了欧洲。傅雷隔段时间就给儿子写信，坚持了十几年。他在信中，对于儿子的每一件事进行详细地指导。
同一年8月份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你素来有两个习惯：一是到别人家里，进了屋子，脱了大衣，却留着丝围巾；二是常常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，或是裤袋里。这两件都不合西洋的礼貌。围巾必须和大衣一同脱在衣帽间，不穿大衣了，也要除去围巾。手插在上衣袋里，比插在裤袋里更无礼貌，切忌切忌！”
“在饭桌上，两手不拿刀叉时，也要平放在桌面上，不能放在桌下，搁在自己腿上或膝盖上。你只要留心别的有教养的青年就可知道。刀叉尤其不要掉在盘下，叮叮当当的！”
当时傅聪已经20多岁，早已成人，傅雷竟然还要絮絮叨叨、事无巨细地指导，他显然把儿子当成未成年人。
一个月后，傅雷收到傅聪寄来的照片，回信说：“看照片，你并不胖，是否太用功了，睡眠不足？还是室内拍的照，光暗对比之下显得瘦？又是谁替你拍的？在什么地方拍的，怎么室内有两架琴？又有些背后有竞赛会的广告，是怎么回事呢？通常总该在照片反面写印日期、地方，以便他日查考。”
“还有一件要紧的小事情：信封上的字别太大，把整个封面都占满了；两次来信，一封是路名被邮票掩去一部分，一封是我的姓名被贴去一只角。你看看我给你的信封上的字，就可知道怎样才合适。”
在这封信里，傅雷对于一张没有写清拍照时间地点的照片，问得详细至极。对于信封上的文字大小，都要一一指导。信中既体现了深深的父爱，也能看出他对孩子有强烈的控制欲。
后来，傅聪都不敢给父亲回信，感觉自己随便一句话，或一个行为，就会让父亲寄来写满详细指导的信，而要一一回复，就得整天不停地写信，什么事情都做不了。
《傅雷家书》成为傅聪沉重的负担。